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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是一个工业体系?你得想想是这样的吗

发布时间:2019-08-11

  1905年,《定军山》在北京前门大观楼放映,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。此后的一百多年间,电影逐渐成为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,既由此间的人们所创造,也记录着此间人们的悲喜。

  2019年,中国电影却发生了更多的变化,对未来的影响尚难以考察。没有人能够明确指定未来的方向,但我们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,未来一定由人来创造。

  今年夏天,《智族GQ》集中采访了7位青年导演,他们入围了今年FIRST 青年影展,作品尚不为公众熟知,但开始成长为这个行业的新生力量。

  7位导演当中,有3个人采用独立制作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长片,有4位没有受过专业的电影教育。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尽相同,最终都在有限的现实里,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。

  青年导演的生态不仅呈现在“野”,还有独立。对那些还没有进入电影工业体系的创作者来说,这种“独立”是他们创作里的困局,也是给电影带来新东西的方式。这些青年导演的困惑多过经验,还很难说日后成长的方向。但他们身上的这股野性,是来自底部的生长力量。

  聊了几个小时后,采访就变成了他问我:“我还不知道,下一个我是拍几十万的东西?还是如果找到几百万,要去做那个东西?你觉得呢?”

  徐磊1982年生人,2004年还在国企上班时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,对这个行业起了心思,努力了十一年都没进入“主流圈子”,去年自己花钱拍了一部长片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。

  我的样本主要来自前五位采访对象,比如《第一次的离别》的导演王丽娜,唯一一个声称找投资不困难的人:“在电影节上拿奖,奖金也是一种投资方收回成本的方式。”徐磊说:“我听到的就不是。First出来的电影,我关注的很不错的片子也都没回本。上不了院线她怎么回本啊?”

  他拍短片就入围了柏林电影节,长片是蒙特利尔电影节上的最佳处女作,找钱还是一样难,现在对找投资和靠电影生活都不抱希望。

  我只能说自己知道的:“有人拍广告赚钱。我觉得你这种电影,不存在作者电影的忧虑,看着它就像有市场。” 的确如此。

  连我都知道有投资方要找他了,去另一个导演黄梓家采访的时候,他告诉说自己的出品方让他从First的入围导演群里加上徐磊的微信,推给公司。

  放到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时,我已经在放映室的沙发上躺倒,几分钟之后就坐起来了——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部荒诞喜剧,让我想起宁浩的《疯狂的石头》。

  徐磊还读过为期一个月的编导班;去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租房,蹭了四、五年课。进展是有的,当摄影助理半年之后,他成了摄影师。总结经验,徐磊认为主要原因是行业不规范:朋友认识一个要转行做导演的人,片子是讲足球的,他特别爱踢球,跟导演聊了半天,成了摄影师。

  那时候,徐磊在写自己的第一个院线电影剧本《素人特工》,还在试图通过进入电影的工业体系,实现当导演的目的。

  他决定用做编剧赚的几十万,拍自己的电影。

  徐磊

  近年来编导纪录片、短片、广告多部,长片处女作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获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WIP单元优秀项目奖。

  “徐皓峰有一句话叫失位者得先机。很多电影学院的年轻人,我看他们毕业短片非常有才华,但毕业好几年,也没见着有片子出来。我现在大概明白了,因为他有机会,(反而)在资本的规则里头会反复绕弯路。

  创作过程总体顺利:4月份写剧本,8月底杀青。非职业演员阵容,他的爸爸演男一号。剧组没设服装组,他每晚自己洗衣服。

  其实片子如果黄了,他的困惑反而少:“挣一两年钱再拍一个,我也没觉得那个难,拿几十万,现在县城的一个中产都能拿得出来。我那些县城的朋友,每家都有几百万存款。但是你往后走,要想上院线;事情是在他找到制片公司后发现的。

  问题回到了我们刚刚探讨的部分:算上发行,一部电影的投资量级变了,导演想按自己的意思做作品,怎么才能让投资方收回成本?

  王丽娜愣了一下——她可能线;这句话之前,她告诉我,从某种意义上,在电影节拿奖,奖金也是一种投资方收回成本的方式。

  从去年到今年,她带着自己的第一部电影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参加了太多的电影节,在柏林电影节拿了新生代单元评审团最佳

  影片,在东京电影节拿了亚洲未来单元的最佳影片,然后是上海、香港、伊朗、加拿大、意大利,日程表里还排着西班牙、耶路撒冷、波兰、美国和西宁。

  1987年生,新疆沙雅人,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。

  《第一次的离别》是她的第一部长片,获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评审团最佳影片、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等奖项。

  语文课上偷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,被老师发现了,她边哭边给同学们讲了一遍故事,老师夸她讲得好,奖励她一个苹果。

  电影里,艾萨的母亲患病,不仅丧失了语言功能,还常常会离家出走,这部分故事来自他线;王丽娜做调研的时候读到了艾萨写妈妈的一篇作文,让她决定拍下这个故事。

  伯克利修读电影毕业,他又去NYU新加坡分校进修,读了一年电影制作就退学了:学校里每个人都在考虑电影节,他觉得他们不是喜欢电影来学习,而为了进入到工业流程。

  2018年,他编剧导演的第一部长片《慕伶,一鸣,伟明》,获平遥国际电影节WIP单元最佳导演奖。

  回国第二年,他的父亲得癌症去世,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片剧本,参加创投找到了制片公司。

  “我拍电影不是为了电影节。”黄梓说,“但是你没办法回避它。因为你也在这个体系里面,就要按照它的规则来玩。”

  《动物方言》是First复审评委会议上的重点讨论对象,评委为了影片归类而争论,六合开奖结果他们关心这是剧情片、纪录片还是实验电影。

  1985年生,江西南昌人,2009年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硕士,曾获渥太华国际动画节最佳动画短片奖、荷兰国际动画节最佳非叙事短片奖等,第91届奥斯卡动画单元评委。

  2018年起,任教于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实验动画专业。

  2019年,第一部电影长片《动物方言》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。

  雷磊最初靠荷尔蒙和反叛创作,他反抗程式化的东西,觉得教科书教的都不对,要用自己的一套东西去电影节。

  他的思考和探索是艺术家式的:杜尚把小便池搬到美术馆,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,只是通过创造了新的关系,就能让小便池产生新的价值。

  《动物方言》里,雷磊通过编排老照片的观看顺序,重组老磁带里的音乐,再配上他母亲的声音讲述,完成了这种对“新”的创造。

  “(电影院)是一个黑盒子,电影导演的工作是在盒子上打一个小孔,让光线进来,让shadow(影像)出现。电影的最终目的,不是制作一个工业化的产品,而是你要隐藏一个东西,让大家只看到shadow,如何理解,如何描述,如何表达,权利都是观众的。”

  他告诉我,在电影节他看过很多年轻人一个人做电影,“因为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热钱,他们就干,18岁就干一个长片去戛纳。

  他讲了自己想拍的题材,也是他的成长经历:旅日华人第二代,在东京郊区东亚聚居地长大,在日本被当做二等公民对待……然后得到了入学的机会。

  回到上海,他做翻译、拍广告,直到现在,他平时仍在做日语翻译,导演身份不算全职,以后也会继续做其他工作。

  他只是记得拍《操场》的时候,心里有种很明确的感觉,有点像大学面试时回答的问题,下意识的,难以总结。

  2018年,与著名制片人市山尚三合作电影《离秋》。

  那时,汪崎已经拍出了他的第三部长片《离秋》,和贾樟柯、北野武的制片人市山尚三合作。

  回想大学面试的问题,他知道自己的每一部片子都在表达那个直觉——身份认同,文化归属——这是他创作的母题。

  他更喜欢用讲故事的形式拍电影,对所谓的诗电影不感冒,对杨德昌和塔卡夫斯基也没有特别喜欢,因此招致过影迷的质疑:“汪导,你到底懂不懂电影?”

  他也羡慕主流电影圈的人,可以靠电影过日子,“有明星,电影是大家都知道的,票房一个比一个好”,但也觉得自己很难和这个圈子发生关系。

  和其他人相比,导演翟义祥更关注社会题材。

  2013年,翟义祥26岁,他在这年国庆节辞了职,回老家筹备第一部长片《还俗》。

  片子剪了一年多,之前还在上班时,他从北京的地下室、隔断房、次卧一路住到主卧,现在拍完片回来又退回了次卧。

  拍完《还俗》,翟义祥有了长期合作的制片公司,还找到了第二部长片的题材,灵感来自于一则有关少女性侵的新闻。

  截止我们见面那天,《马赛克少女》能否如期上映也还是未知数。

  翟义祥靠创投奖金维持日常生活,“只要不买房买车,都还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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